关于赎尸的两可之说 ——中国律师的鼻祖邓析
【编 辑:天贵律师事务所】 【更新日期:2013-11-19 9:46:58】 【浏览次数:3914 次】
 
 
    民一于君,事断与法,此国之道也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邓析
    邓析(前545-前501),春秋晚期郑国人,年少时即头脑灵活,很有学问。后来,邓析当了郑国的大夫,在政治上非常活跃,做了两件轰动天下的大事。一是私家传授法律,帮助老百姓进行诉讼。他是中国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讼师。讼师是中国古代对律师的称谓,邓析因此被后人视为中国律师的鼻祖。二是反对“刑书”,私造“竹刑”,使法律进一步走向民间,为普通大众所知晓。
 
    邓析最为人所称道的,是他讲学助讼,使郑国兴起了一股诉讼的浪潮。邓析自己创办了一所私学,聚众讲学,广招门生,大力进行普法宣传教育,不仅讲授自己的著作“竹刑”,还专门教人怎么打官司,教授给别人讼辩的技巧。据《左传》记载,邓析创办私学,“民之…学讼者不可胜数”,可见其私学之兴盛。同时,邓析也为他人提供法律帮助,替老百姓打官司。春秋时期,诉讼代理制度已经萌芽,诉讼当事人可以委托其下属或子弟等代理而不必亲自到官府打官司,这种社会环境为邓析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用武之地。据《吕氏春秋·离谓》载,邓析帮人诉讼,大案件收取一件外衣,小案件则收取一条短裤,颇有今天律师的味道。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创举,邓析因此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“大律师”。他又以擅长辩论著称,史书记载邓析能够“操两可之说,设无穷之词”,并且“持之有故,言之有理”。就是说他能对事物的两种相反或相矛盾的性质,提出从逻辑上对立的判断,而又能分别论证这两个判断的正确性,无论从哪个方面,他都有无穷的对答之词,邓析将自己的博学和雄辩充分运用到诉讼中,他代理的官司屡屡获胜。
 
    除了讲学助讼,邓析另一彪悍史册的伟大事迹就是他敢于向时代和权威挑战,私造竹刑。邓析生活的时代,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大变革时期,新兴地主阶级蒸蒸日上,而原有的奴隶主阶级日趋没落。此时新旧思想正处于激烈的碰撞和冲突之中,邓析与子产都属于当时的革新派,但他们的思想主张并不一致。建立和维护新的封建制度,是两人的共同点,而他们的显著区别则在于对待周礼的态度。子产虽然在郑国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封建化的改革,但由于他是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封建贵族,为了保持贵族特权,并不否定周礼,他的改革也只是对周礼进行了部分改良,基本上还是维护了周礼的传统。邓析则不然,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,在当时天与人、礼与法的思想对抗中,不谈天命,反对改良,抵制旧礼,提出要事断于法。从现有史料看,正是他第一个提出反对周礼。他关于实行法治的主张也对后世法学影响深远。由于对子产所铸的维护周礼的刑书不满,他私自编了一部更能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,把它写在竹简上,称为“竹刑”,同贵族的“先王之礼”大唱反调。在那个以“亲亲”“尊尊”为基本原则的时代,邓析能够不受君命而私造竹刑,其超凡的勇气、胆量和智慧不能不使人深深折服。而且,将法律写在竹简上造价便宜,易与携带和传播,所以邓析制定“竹刑”之举揭开了法律神秘的面纱,使法律终于走向了大众,有利于平民提高法律意识和勇敢的维护自身的权益。
 
    邓析助人诉讼、为下层百姓服务和“不法先王、不是礼义”的做法,虽然得到民众的支持,但却触犯了当权贵族们的利益,给新、老贵族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,以至“郑国大乱,民众欢哗”。上层社会认为他“多事而穷功,欺世愚众”,把他称为“作伪之民”。郑国执政驷颛也视邓析为扰乱民心的祸首,遂于公元前501年将其杀害,并斩尸示众。然而,邓析的“竹刑”并没有被扼杀,反而在郑国得到大力推行,可见他的主张在当时是势在必行的。驷颛“杀邓析而用其竹刑”,这一历史事实说明,法律虽然具有阶级性,但其本质最终还是体现为社会性。法律的内容是受一定的社会因素制约的,最终也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所决定的,统治阶级不能随心所欲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法律。在社会已经前进到某一阶段时,保守落后、不合时宜的旧制度必然会被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制度所取代,时代的洪流、历史的进程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。
 
    邓析虽然不幸的倒下了,但在中国法制史上,作为我国第一个专业素质极高的“律师”,第一个私人法律教育家,第一个明确宣告反对礼制的思想家,第一个私家法典的起草人和第一个为法律献身的持不同政见者,他无疑是一座永恒的丰碑。
 
(摘自《法学的故事》,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,蒋来用、高莉著,2006年11月第一版)